花開有聲
2020-10-19 15:32來源:西安新聞網 西安報業全媒體編輯:劉婧媛

  讀王潔的新作《花開有聲》,常常會有一種錯覺,這種錯覺會讓人懷疑自己面對的是一部小説,還是一部報告文學。這部小説直擊教育扶貧的本質,直擊對自然的屈從感、聽天由命、對主流社會價值體系的懷疑等貧困深層原因。當沉浸在看上去沒有那麼“誇張化”的作品時,這種恍惚感更顯得字裏行間所透露出的生活“原生態”,以及作品背後所折射出來的時代性和人在其中的覺醒和救贖是如此強烈。

  我國學者林乘東於1997年提出教育扶貧論。他認為,教育具有反貧困的功能,可以切斷貧困的惡性循環鏈;應該把教育納入扶貧的資源配置中,實現教育投資的多元化,使公共教育資源向貧困地區傾斜。

  在世界文學的版圖上,偉大的寫作者和偉大的作品,從來都逃脱不了生活的羈絆和恩賜。在無限深廣的生活之中,無數經典的作品只是折射了其中的一束光,透過這束光,未來時代的人們才得以感受到過往時代的特性和時代中人的命運以及變幻命運中人性的複雜。王潔的這部作品,正是以撲面而來的生活氣息和其背後的時代性為當下的中國故事和中國表達提供了一種記錄和註腳。

  時代的發展給文學的創作提供了更多元的探索和可能,所有文學的創作總根植於特定時代下人對自己命運的講述、思想的探求和情感的表達。《花開有聲》在看似家常的敍述中,講述了當下中國在快速的發展之中人們所面臨的擺脱貧困和城市青年、農村留守兒童自我救贖的命題。

  無論何種形式的文學總來自於生活和生活中的人,《花開有聲》講述的正是當下中國農村留守兒童的故事,這不僅僅是教育扶貧、脱貧攻堅和農村經濟振興的題材,它更是農村留守兒童這一特殊羣體及周邊人羣自我意識的覺醒和命運上的掙扎與救贖。小説中雖都是普通的孩子和普通的青年,卻讓我們從中感受到了生命的力量和人性的光芒。

  在時代性的所指上,毫無疑問,座標當是二十一世紀初期的當代中國,一個普通而貧瘠的西北農村。國家方針政策的優越性,從來都是體現在每一個普通公民命運的改變上。在打贏脱貧攻堅戰這樣極具歷史重大意義的重要年份裏,這個陝北高原的小村莊裏的故事無疑成了時代的某種縮影,它是一種時代湧動的暗流,也是社會前行的光芒。不是每一部小説都要史詩性去表達社會的變革,只需要從龐大的中國變革的洪流中跳躍出幾朵浪花,《花開有聲》的時代價值就已經體現出來。正如作者的希冀一樣,“在不久的將來,讓兒童不再留守,讓扶貧成為歷史”的時候,這本書起碼還能告訴人們,原來我們的時代是從那樣的泥濘之中走過來的,我們沒有忘記過去,我們知道自己從哪裏來,要往哪裏去。這也是具有時代性的文學作品的獨特價值,而作者常年的扶貧經歷,使得這本書近似於非虛構的描寫和訴説,也成為了時代記憶裏難得的一種聲音。

  人物命運的變化是最能折射時代特徵的有力證據。無論是不甘命運擺佈的城市青年劉曉慧、柳成鵬、紀若雨以及受到感召而發生變化的陳建海、熱衷慈善的董磊,還是留守兒童張承峯兄弟、徐文君、付文娟、許萌萌,以及選擇投塘自盡的王志,還有這些孩子們的父母、爺爺奶奶、姑姑等,每一個人無不是在時代的大環境下,努力地去找尋自己個體生命的座標,擺脱命運的束縛,尋求自我命運的改變和精神上的救贖,從而讚美人性的真善美和生命的力量與能動。沒有絕望的環境,只有對環境絕望的人。

  普通的中國鄉村,平凡的鄉村故事,樸實的講述,卻帶給讀者一種莫名的向上的力量。這是生命的力量,這是文學的價值,也是人性的光芒。除了作品所折射出的時代性,人物命運的奮爭和力量,在整部長篇近似生活原生態的結構佈局上,語言的平淡敍述上,都更圓滿了小説的創作風格。

  藺曉東